中国的藩镇之乱

中国的藩镇之乱

李贵华

本文所说的“藩镇之乱”，是指发生在西汉初期的“七国之乱”和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“安史之乱”。

汉初的“七国之乱”，是以刘邦之侄吴王刘濞为首发动的一次同姓王联合大叛乱。参与叛乱的有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淄川王刘贤、胶西王刘昂、胶东王刘雄渠。吴王刘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。“七国之乱”的导火线，是因为汉景帝刘启采纳了晁错所上的《削藩策》，削夺诸侯国土地。刘濞串通楚、赵、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六个诸侯王发动叛乱，同时与匈奴、东越、闽越等贵族勾结，以“清君侧”的名义，举兵西向。叛军打到河南东部，景帝惶恐不已，听从袁盎建议杀了晁错，欲以满足诸侯王“清君侧”的要求来换取他们退兵。然晁错虽死，叛军却并未撤退，反而公开声称要夺景帝刘启的皇位。叛军至梁国（今河南商丘）时，为景帝之弟梁王刘武所阻。到这个时候，景帝才下决心以武力镇压，命太尉绛侯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等率军平叛，大破吴楚七国叛军。刘濞兵败逃到东瓯，为东瓯王所杀，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。

“七国之乱”的根源，是强大的诸侯王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。景帝即位后，中央专制皇权和诸侯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，景帝接受晁错建议，下诏削赵王刘遂常山郡、胶西王刘昂六县、楚王刘戊东海郡；景帝三年(公元前154年)，又削吴王刘濞会稽和豫章两郡。削藩之举激起了诸侯王的强烈反对。削藩诏传到吴国，吴王刘濞立即谋杀了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，与楚、赵诸王分别起兵。吴王刘濞是汉宗室元老，也是晁错削藩的主要对象。刘濞致书诸王，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，恢复诸侯国故地，稳定刘氏社稷。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，形成东部诸侯王“合纵”攻汉的形势，对西汉中央政权震动很大。

汉初诸侯国封域广大，其时诸侯国的地共有42个郡，中央政府领地仅有15个郡（《史记·汉兴以来诸侯王表》）。诸侯王“掌治其国”（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），拥有治民权，诸侯国成为半独立的地方行政机构。诸侯王在封国内有权自行征收赋税，即所谓“诸侯皆赋”（《史记·五宗世家》）。诸侯王征收的口赋和田租，除按规定上缴中央政府外，其余部分则为诸侯国支配，成为诸侯王的“私奉养”（《汉书·食货志》）。至西汉文景时期，诸侯国成了威胁中央专制集权的一股庞大力量。==本来，诸侯王作为同姓王，无疑“根正苗红”，“老子英雄儿好汉”，是理所当然的“大风歌”传唱者、汉王朝“革命事业接班人”。然而，当诸侯王们封域广大、拥有治民权和自行征收赋税权的“既得利益”一旦受到损害的时候，很难相信他们还能与中央政府“保持高度一致”——尽管他们依然与汉皇“同姓”，依然念念不忘祖上丰功伟绩，依然激情高歌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。

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期(712—756)，为防止周边各族进犯，维护“开元盛世”以来的“安定团结”局面，朝廷便大量扩充防戍军镇，设立节度使，即通常所说的藩镇。节度使作为封疆大吏，实行“一元化领导”，不但管理军事，而且兼领按察使、安抚使、支度使等职，拥有辖区内行政、财政、土地、人口户籍等管理大权，原地方长官州刺史则成为其部属。节度使“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人民，又有其甲兵，又有其财赋”（《新唐书·志第四十兵》），因而拥兵自重、雄据一方。尤其是北方诸镇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，往往是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。实力强大的安禄山，一个人就兼任了平卢、范阳、河东三镇节度使。

“安史之乱”是指安禄山（安庆绪）、史思明（史朝义）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。“安史之乱”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始至唐代宗宝应元年（762年）结束，前后达八年之久。这次历史事件的发生，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、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之外，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是其重要诱因。藩是保卫，镇指军镇。唐王朝设置藩镇，本为保卫自身安全，稳固统治，但结果却致藩镇坐大、中央集权削弱，形成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割据局面。

“安史之乱”是唐王朝与藩镇的权力、利益之争，“狗咬狗一嘴毛”，毫无进步性、革命性可言，更不能说是什么“乱了敌人，锻炼了群众”，“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”。安禄山这个人表面上呆头呆脑，对唐玄宗李隆基也似乎忠贞不二、崇敬有加，没准还自称是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的“铁杆粉丝”、“忠诚学生”。然而，纵观其“百计谀媚”于朝廷官吏，邀宠求欢于皇族权贵，贿赂奸佞而蝇营狗苟，阳奉阴违以包藏祸心，狡黠奸诈且图谋不轨之类行为，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与心甘情愿臣服于“以李隆基同志为首的唐王朝”联系在一起。更何况，创立了“开元盛世”以后的唐玄宗，已逐渐沉溺于享乐奢侈，李唐王朝也陷于政治腐败、经济衰落、民生凋零之中。

如果说，“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轮回，那么，“藩镇之乱”则是封建专制、中央集权难以摆脱的“枝枝相纠结”的宿命。